西方人認為儒學是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

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歐洲民主啟蒙運動勃興。啟蒙思想家們崇拜理性，反對教會。中國文化、政治制度和道德倫理，特別是儒家學說、在他們面前展現了一 個非神性宗教權威的理性世界，使得一些啟蒙運動先驅者欣喜若狂。他們從儒家思想中的尊重理性、道德，排斥迷信、暴力因素，得到啟發、借鑑、支持和鼓舞。法蘭西啟蒙運動傑出先導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說：「歐洲的王族和商人發現東方，只曉得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與物質的世界。」他讚美孔子「只訴諸道德，不宣傳神怪」。他說「道德是來自神的，到處是一律的；神學是來自人的，所以到處不同而且可笑。」他認為孔子和中國哲學家都是有神論者，但真正相信道德，摒棄宗教迷信；而歐洲教會恰恰相反，相信迷信而不講道德。因此，「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不幸。」以為「人類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他相信儒學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並以中國為理想國，提倡以中國文化為標準。他認孔子為天下唯一的師表，在自己的禮拜堂懸掛孔子像，寫詩讚美， 朝夕禮拜；公然主張歐洲各國應當將中國作為典範進行效仿。
 
著名啟蒙學者，德國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茲（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von. 1646-1716），和伏爾泰一樣，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救世精神深表景仰。德國的長期分裂狀態給知識分子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和困惑，他們以 為孔子亂世造道德禮儀，給政治和學術指引了方向，可為天下治世之表率。萊布尼茲推崇中國以道德秩序治國的思想，認為這是治國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後於中國的 原因。順著這樣的思路，他的學生沃爾夫（C. Wolff）用德語在大學講授儒家思想，其影響大於用拉丁文語著書的乃師，他積極宣揚儒家的理性主義哲學，認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本源，並上升到自然 法的高度加以頌揚，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國式哲學，他本人也被稱為「孔子的殉道者」。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學出現之前，伏爾泰和萊布尼茲的學說乎幾一直統治著德國各大學。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書派把啟蒙運動推向了高潮。百科全書派領袖狄德羅（D. Diderot，1713－1784）也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學說十分傾倒。他認為孔子學說簡潔可愛，不要暴力和迷信，強調以道德理性治國平天下，與教會的迷信觀唸完全不同。
百 科全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國哲學家霍爾巴哈（Paul Henri Holbach, 1723－1789）主張以儒家理性道德觀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觀念，並且像中國那樣把政治和道德結合起來。他說：「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中國），道德成 為一切理性的人們的唯一宗教。」他以為：「在中國，律法充滿聖智，甚至征服中國的野蠻的滿州人，亦為之屈服。這就是說，理性對於君權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效力，使中國的征服者反而被征服了。」強調「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社會的體系》）。
 
法 國的重農學派領袖魁奈認為，只有農民是唯一的生產階級，只有農業才是一切國家財富的源泉。他相信自己的主張符合自然法，即按自然規律行事，實際上就是孔子提倡的天理。他說：「中國文化均依據天理天則，天理天則即不外乎自然法。」魁奈的弟子米拉波曾說：「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於恢復人類的天性，不再為愚昧和貪 慾所矇蔽，所以他提倡敬天，畏天，戰勝貪慾，勿以情慾支配行為，應以理性為標準，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們勿動勿思勿言。道德信仰優美到了這個地步，真是無以 復加了。但是還有一件要事待我們去做，就是把這種道德教訓普行於世界，這就是吾師的事業。」
當代美國歷史學家克里爾（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在評述十七、十八世紀西方啟蒙運動和孔子思想的很大關係時寫道：「一是啟蒙運動思想的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與其說和當時教 會的立場相類似，不如說和孔子思想的立場更相類似；二是這一事實已為啟蒙運動的領導人所承認和廣泛宣揚。」他還引用了英國作家尤斯塔斯．巴爾 （Eustace Budgell，1686－1737）的話：「甚至法國……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在政治學方面超過所有其他國家，而對於偉大的孔子所收集、整理和評論過的那些政治原理，怎麼予以讚揚也是不過份的。」
 
其時中國文化不僅在學術思潮上「東學西漸」，而且在世俗領域擴大著影響。十八世紀的歐洲，茶葉，絲綢，古玩，園林等等和中國文化有關事物風靡流行起來，出現了一種從學術思想到生活時尚「泛中國化」的趨勢。
 
這種崇拜是當時特定時代背景的產物。歐洲經歷了中世紀羅馬教廷長時間的黑暗思想控制，終於迎來了宗教改革和新教崛起催生的調諧型「心態文化」大氣候，靈性創 造能力空前大解放，科學主義和人文思想蓬勃興起，基於懷疑和批判的哲學思想大行其道。啟蒙學者們一方面肯定基督教教義中理性的人本主義的道德觀念，同時急 切地希望從外來文化中汲取可以充實自身的營養。當時歐洲小國林立，法律沒有普遍用的效力，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正處於即將到來的革命性起飛的前夕；對照中國社會的富庶景象，統一的政治局面，嚴謹的律法制度，以及悠久獨特的文化，給他們思想上造成了衝擊。中國世俗權力獨尊儒術，標榜德政和禮治，使得反對歐洲教會和世俗二元律法制度衝突的伏爾泰等不勝嚮往。再者，儒家學說中的仁愛和德政，和啟蒙學者所倡導的古希臘哲學，尤其是柏拉圖，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的學說相通相融，就更引起了他們的興趣，甚至導致作為法國憲法的人權宣言中出現了儒家的道德格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