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面臨的危機 – 老得快!
After peaceful transition of ruling party from KMT to DPP, people can feel the polarization in society is getting worse. Most often, any dispute can quickly turns into the issue of Taiwanese vs. Chinese.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disharmony hampered almost all progress in Taiwan. Taiwan can become strong again only if people can "Re-invent Taiwan" and work hand-in-hand for the prosperous and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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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交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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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歐洲民主啟蒙運動勃興。啟蒙思想家們崇拜理性,反對教會。中國文化、政治制度和道德倫理,特別是儒家學說、在他們面前展現了一 個非神性宗教權威的理性世界,使得一些啟蒙運動先驅者欣喜若狂。他們從儒家思想中的尊重理性、道德,排斥迷信、暴力因素,得到啟發、借鑑、支持和鼓舞。法蘭西啟蒙運動傑出先導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說:「歐洲的王族和商人發現東方,只曉得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與物質的世界。」他讚美孔子「只訴諸道德,不宣傳神怪」。他說「道德是來自神的,到處是一律的;神學是來自人的,所以到處不同而且可笑。」他認為孔子和中國哲學家都是有神論者,但真正相信道德,摒棄宗教迷信;而歐洲教會恰恰相反,相信迷信而不講道德。因此,「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不幸。」以為「人類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他相信儒學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並以中國為理想國,提倡以中國文化為標準。他認孔子為天下唯一的師表,在自己的禮拜堂懸掛孔子像,寫詩讚美, 朝夕禮拜;公然主張歐洲各國應當將中國作為典範進行效仿。
著名啟蒙學者,德國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茲(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von. 1646-1716),和伏爾泰一樣,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救世精神深表景仰。德國的長期分裂狀態給知識分子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和困惑,他們以 為孔子亂世造道德禮儀,給政治和學術指引了方向,可為天下治世之表率。萊布尼茲推崇中國以道德秩序治國的思想,認為這是治國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後於中國的 原因。順著這樣的思路,他的學生沃爾夫(C. Wolff)用德語在大學講授儒家思想,其影響大於用拉丁文語著書的乃師,他積極宣揚儒家的理性主義哲學,認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本源,並上升到自然 法的高度加以頌揚,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國式哲學,他本人也被稱為「孔子的殉道者」。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學出現之前,伏爾泰和萊布尼茲的學說乎幾一直統治著德國各大學。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書派把啟蒙運動推向了高潮。百科全書派領袖狄德羅(D. Diderot,1713-1784)也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學說十分傾倒。他認為孔子學說簡潔可愛,不要暴力和迷信,強調以道德理性治國平天下,與教會的迷信觀唸完全不同。
百 科全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國哲學家霍爾巴哈(Paul Henri Holbach, 1723-1789)主張以儒家理性道德觀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觀念,並且像中國那樣把政治和道德結合起來。他說:「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中國),道德成 為一切理性的人們的唯一宗教。」他以為:「在中國,律法充滿聖智,甚至征服中國的野蠻的滿州人,亦為之屈服。這就是說,理性對於君權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效力,使中國的征服者反而被征服了。」強調「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社會的體系》)。
法 國的重農學派領袖魁奈認為,只有農民是唯一的生產階級,只有農業才是一切國家財富的源泉。他相信自己的主張符合自然法,即按自然規律行事,實際上就是孔子提倡的天理。他說:「中國文化均依據天理天則,天理天則即不外乎自然法。」魁奈的弟子米拉波曾說:「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於恢復人類的天性,不再為愚昧和貪 慾所矇蔽,所以他提倡敬天,畏天,戰勝貪慾,勿以情慾支配行為,應以理性為標準,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們勿動勿思勿言。道德信仰優美到了這個地步,真是無以 復加了。但是還有一件要事待我們去做,就是把這種道德教訓普行於世界,這就是吾師的事業。」
當代美國歷史學家克里爾(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在評述十七、十八世紀西方啟蒙運動和孔子思想的很大關係時寫道:「一是啟蒙運動思想的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與其說和當時教 會的立場相類似,不如說和孔子思想的立場更相類似;二是這一事實已為啟蒙運動的領導人所承認和廣泛宣揚。」他還引用了英國作家尤斯塔斯.巴爾 (Eustace Budgell,1686-1737)的話:「甚至法國……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在政治學方面超過所有其他國家,而對於偉大的孔子所收集、整理和評論過的那些政治原理,怎麼予以讚揚也是不過份的。」
其時中國文化不僅在學術思潮上「東學西漸」,而且在世俗領域擴大著影響。十八世紀的歐洲,茶葉,絲綢,古玩,園林等等和中國文化有關事物風靡流行起來,出現了一種從學術思想到生活時尚「泛中國化」的趨勢。
這種崇拜是當時特定時代背景的產物。歐洲經歷了中世紀羅馬教廷長時間的黑暗思想控制,終於迎來了宗教改革和新教崛起催生的調諧型「心態文化」大氣候,靈性創 造能力空前大解放,科學主義和人文思想蓬勃興起,基於懷疑和批判的哲學思想大行其道。啟蒙學者們一方面肯定基督教教義中理性的人本主義的道德觀念,同時急 切地希望從外來文化中汲取可以充實自身的營養。當時歐洲小國林立,法律沒有普遍用的效力,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正處於即將到來的革命性起飛的前夕;對照中國社會的富庶景象,統一的政治局面,嚴謹的律法制度,以及悠久獨特的文化,給他們思想上造成了衝擊。中國世俗權力獨尊儒術,標榜德政和禮治,使得反對歐洲教會和世俗二元律法制度衝突的伏爾泰等不勝嚮往。再者,儒家學說中的仁愛和德政,和啟蒙學者所倡導的古希臘哲學,尤其是柏拉圖,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的學說相通相融,就更引起了他們的興趣,甚至導致作為法國憲法的人權宣言中出現了儒家的道德格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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