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人甘於日本統治
本文摘自《歷史大脈絡》 作者:許倬雲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向中國勒索鉅額賠款，更要求中國割讓台灣。馬關議和，李鴻章請求以更多的賠款代替割臺，但是日本志在以台灣為南進東南亞的基地，堅決不肯，並以再開戰爭為要挾。當時中國的北洋海軍已全軍覆沒，哪有能力再戰？於是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
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來對台灣的發展留下深刻的歷史刻痕，於台灣本身、中日 關係及東亞整個情勢都有重大影響。日本以重兵登陸，接收台灣的人民、土地。台灣官民不願淪為日本殖民地，成立台灣民主國，向清廷宣告獨立，不侵不叛，長為 中國東藩。然而在日本重兵攻擊之下，共和國只是曇花一現。日本侵略者，死傷不下三萬餘人，其中死於疾病者不少。台灣損失更大，官方報告中國軍隊死亡一萬餘人，實際傷亡遠大於這一數字。單以嘉義以南，日軍攻擊掃蕩村莊，不加選擇，台灣百姓死者不計其數。有的村莊，尤其客家聚落，往往不分老幼，全數被害！有人“走反”逃入內山，死於饑寒疾病者，更不勝計。最不忍言者:台灣長久存在族群之間的爭鬥，在日軍鎮壓之時，竟有人乘勢侵奪他族聚落的土地田園，也殺戮婦幼，不留活口！
日本以優勢兵力，確定了在台灣的統治權。台灣人民的反抗並未停息，延續逾年。在日本已經完全掌握台灣之後，仍有反抗的行動此起彼伏，例如西來庵事件則是規模較大之事件。到了20世紀初，台灣人民雖不再有武裝行動，但希望能以議會選舉取得參政的權利。林獻堂等人的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等人的台灣民眾黨，都是領導爭取民權運動的；然而，不論是溫和地向日本當局請願，或是積極地組織民眾，都未有效果。
自從16世紀起台灣已是華南閩粵移民的開拓之地，當地原來居住的族群經過數 百年涵化，已經融入人數較多的漢人族群。台灣民風方言，宛如閩南與客家的原鄉。然而，這一移民社會帶去的大陸文化，民俗成分深厚豐富，而社會結構則有開拓 社會的樸質粗獷的特色；大陸文化的上層部分，還未在臺紮根。
日本殖民台灣，曾經允許臺胞離臺遷回大陸。當時離去的都是地方縉紳，可謂社會的領導階層。再加上日本改變台灣的土地制度，許多墾戶失去了土地，原有的土地使用者（其實也是出租土地由佃戶耕種的二級地權所有者，小租戶）一變而為社會的上層，他們及其子孫接受了日本教育，多數是醫生或律師，成為新的社會精英，台灣的社會結構及文化趨向遂為之丕變。
日本殖民台灣，遵照後藤新平的主張，採取逐步同化政策，一步一步地改造台灣。他計劃之中，台灣人接受日本教育，但教育素質不能與日本人的教育相同，重視台灣的中學設施。在1945年日本退出台灣時，日本子弟專用的中學，師資與設施都遠遠優於台灣百姓受教的中學。1922年曾實施日臺共學，但徒具形式而已。五十年來，台灣百姓不能選舉自己的議會，更遑論選出帝國政府的議會代議士了。
按照後藤新平設計的日程，完全同化台灣人當在八十年之後。為此，日本有獎勵 台灣人的“皇民化”政策:全家講日語的“國語”家庭，而又願意供奉日本神社的“麻”者，則“晉陞”為“皇民”，地位超過一般台灣人。然而，到1942年太 平洋戰爭時，廁身“皇民”的台灣人不過百分之四。太平洋戰爭中，台灣人參軍，也有人因此“晉陞”為“皇民”，至戰爭結束“皇民”比率已到百分之七。按照這 一進展速度，大約需要八十年，方可將台灣人完全同化。“皇民”可以擔任公職，但是職級不高。日本殖民據臺五十年，台灣人至多擔任街莊級的職務，在警察系統也不過是“佐”、“補”類輔助之職；台灣人能在州郡級任正職者，五十年內，數人而已。甚至在工商業界，除了所謂“四大家族”（辜、林、陳、顏）擁有巨產，經營多方之外，大型企業（例如幾家制糖株式會社）均由日本人經營。 台灣人的事業，不外地方性的運輸、製造與服務行業。於是，已如前述，台灣的精英層是各地的醫生、律師與中學教員。他們均以知識專業為生，接受了日本教育， 喜愛日本轉輸的西方音樂與藝術。這批新興的精英，即使有人是過去地方縉紳的後代，其文化內涵與生活價值均與其父祖等不同。凡此社會的改變，對於台灣的發展 都有深遠的影響。
日本統治台灣，是在帝國擴張戰略中作為南進的基地，也以其農業生產力支援日本本土（內地）的工業化。為此，日本治臺政策是建立秩序，安撫人心，俾能有一個穩定的台灣，支援其“大東亞共榮圈”的擴張。 從20世紀初，日本逐步推行建設計劃，其中最有成效者，則為衛生、治安、農業生產幾個方面。台灣地處亞熱帶，氣候濕熱，常有傳染病發生。日本殖民當局用不 可抗拒的公權力，設置衛生警察，督責百姓注意公共衛生。於是為時不過十年，台灣已能排除霍亂、瘧疾等大眾傳染病，也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麻風病與肺結核。
治安方面，殖民當局也以警察制度嚴密控制小區。警察權力嚴刑峻法，不容挑戰。日本法官來自日本本土，與台灣人並無個人關係的瓜葛，是以公正無私。法律嚴峻而能無私，不是清朝統治可以同日而語。
為了發揮農業生產的潛力，日本殖民當局致力於改良農作物品種，推廣施肥、防蟲，也有系統地建設水利設施。更在台灣設立大規模制糖工業及水果加工業，使農業與工業經過一貫作業，獲得最高利潤。凡此政策，不啻進行了全方位的農業革命。台灣竟可說是亞洲第一個進行“綠色革命”的地區。日本殖民當局也在台灣推行普遍的國民教育，一般兒童都須接受六年義務教育。這一普及教育，全面提升了台灣百姓的知識水準。當然，前面敘述的幾項設施，也必須有受過基本教育的人口，方能真正生效。
日本的殖民政策經過上述幾項設施，使台灣百姓的生活水準及社會秩序，都有所提高。 清末期雖有劉銘傳著手進行若干建設，但台灣還是在開拓社會的階段，公權力不能有效地保護人民。日治時代，於十餘年內台灣經歷了巨大變化。雖然台灣人至多只 是日本的二等國民，一般百姓也已安於新生活，至於“晉陞”為“皇民”的少數人，則完全認同於日本，感激殖民者“賜予”的“現代化”。這一歷史現實，大陸的中國人並不知悉；在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以及1949年國民黨遷臺時，大多數來自內地的人，也無法理解不少台灣人甘於日本統治的心態，以致兩個族群間 長期的誤解至今不能融合無間。
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來對台灣的發展留下深刻的歷史刻痕，於台灣本身、中日 關係及東亞整個情勢都有重大影響。日本以重兵登陸，接收台灣的人民、土地。台灣官民不願淪為日本殖民地，成立台灣民主國，向清廷宣告獨立，不侵不叛，長為 中國東藩。然而在日本重兵攻擊之下，共和國只是曇花一現。日本侵略者，死傷不下三萬餘人，其中死於疾病者不少。台灣損失更大，官方報告中國軍隊死亡一萬餘人，實際傷亡遠大於這一數字。單以嘉義以南，日軍攻擊掃蕩村莊，不加選擇，台灣百姓死者不計其數。有的村莊，尤其客家聚落，往往不分老幼，全數被害！有人“走反”逃入內山，死於饑寒疾病者，更不勝計。最不忍言者:台灣長久存在族群之間的爭鬥，在日軍鎮壓之時，竟有人乘勢侵奪他族聚落的土地田園，也殺戮婦幼，不留活口！
日本以優勢兵力，確定了在台灣的統治權。台灣人民的反抗並未停息，延續逾年。在日本已經完全掌握台灣之後，仍有反抗的行動此起彼伏，例如西來庵事件則是規模較大之事件。到了20世紀初，台灣人民雖不再有武裝行動，但希望能以議會選舉取得參政的權利。林獻堂等人的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等人的台灣民眾黨，都是領導爭取民權運動的；然而，不論是溫和地向日本當局請願，或是積極地組織民眾，都未有效果。
自從16世紀起台灣已是華南閩粵移民的開拓之地，當地原來居住的族群經過數 百年涵化，已經融入人數較多的漢人族群。台灣民風方言，宛如閩南與客家的原鄉。然而，這一移民社會帶去的大陸文化，民俗成分深厚豐富，而社會結構則有開拓 社會的樸質粗獷的特色；大陸文化的上層部分，還未在臺紮根。
日本殖民台灣，曾經允許臺胞離臺遷回大陸。當時離去的都是地方縉紳，可謂社會的領導階層。再加上日本改變台灣的土地制度，許多墾戶失去了土地，原有的土地使用者（其實也是出租土地由佃戶耕種的二級地權所有者，小租戶）一變而為社會的上層，他們及其子孫接受了日本教育，多數是醫生或律師，成為新的社會精英，台灣的社會結構及文化趨向遂為之丕變。
日本殖民台灣，遵照後藤新平的主張，採取逐步同化政策，一步一步地改造台灣。他計劃之中，台灣人接受日本教育，但教育素質不能與日本人的教育相同，重視台灣的中學設施。在1945年日本退出台灣時，日本子弟專用的中學，師資與設施都遠遠優於台灣百姓受教的中學。1922年曾實施日臺共學，但徒具形式而已。五十年來，台灣百姓不能選舉自己的議會，更遑論選出帝國政府的議會代議士了。
按照後藤新平設計的日程，完全同化台灣人當在八十年之後。為此，日本有獎勵 台灣人的“皇民化”政策:全家講日語的“國語”家庭，而又願意供奉日本神社的“麻”者，則“晉陞”為“皇民”，地位超過一般台灣人。然而，到1942年太 平洋戰爭時，廁身“皇民”的台灣人不過百分之四。太平洋戰爭中，台灣人參軍，也有人因此“晉陞”為“皇民”，至戰爭結束“皇民”比率已到百分之七。按照這 一進展速度，大約需要八十年，方可將台灣人完全同化。“皇民”可以擔任公職，但是職級不高。日本殖民據臺五十年，台灣人至多擔任街莊級的職務，在警察系統也不過是“佐”、“補”類輔助之職；台灣人能在州郡級任正職者，五十年內，數人而已。甚至在工商業界，除了所謂“四大家族”（辜、林、陳、顏）擁有巨產，經營多方之外，大型企業（例如幾家制糖株式會社）均由日本人經營。 台灣人的事業，不外地方性的運輸、製造與服務行業。於是，已如前述，台灣的精英層是各地的醫生、律師與中學教員。他們均以知識專業為生，接受了日本教育， 喜愛日本轉輸的西方音樂與藝術。這批新興的精英，即使有人是過去地方縉紳的後代，其文化內涵與生活價值均與其父祖等不同。凡此社會的改變，對於台灣的發展 都有深遠的影響。
日本統治台灣，是在帝國擴張戰略中作為南進的基地，也以其農業生產力支援日本本土（內地）的工業化。為此，日本治臺政策是建立秩序，安撫人心，俾能有一個穩定的台灣，支援其“大東亞共榮圈”的擴張。 從20世紀初，日本逐步推行建設計劃，其中最有成效者，則為衛生、治安、農業生產幾個方面。台灣地處亞熱帶，氣候濕熱，常有傳染病發生。日本殖民當局用不 可抗拒的公權力，設置衛生警察，督責百姓注意公共衛生。於是為時不過十年，台灣已能排除霍亂、瘧疾等大眾傳染病，也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麻風病與肺結核。
治安方面，殖民當局也以警察制度嚴密控制小區。警察權力嚴刑峻法，不容挑戰。日本法官來自日本本土，與台灣人並無個人關係的瓜葛，是以公正無私。法律嚴峻而能無私，不是清朝統治可以同日而語。
為了發揮農業生產的潛力，日本殖民當局致力於改良農作物品種，推廣施肥、防蟲，也有系統地建設水利設施。更在台灣設立大規模制糖工業及水果加工業，使農業與工業經過一貫作業，獲得最高利潤。凡此政策，不啻進行了全方位的農業革命。台灣竟可說是亞洲第一個進行“綠色革命”的地區。日本殖民當局也在台灣推行普遍的國民教育，一般兒童都須接受六年義務教育。這一普及教育，全面提升了台灣百姓的知識水準。當然，前面敘述的幾項設施，也必須有受過基本教育的人口，方能真正生效。
日本的殖民政策經過上述幾項設施，使台灣百姓的生活水準及社會秩序，都有所提高。 清末期雖有劉銘傳著手進行若干建設，但台灣還是在開拓社會的階段，公權力不能有效地保護人民。日治時代，於十餘年內台灣經歷了巨大變化。雖然台灣人至多只 是日本的二等國民，一般百姓也已安於新生活，至於“晉陞”為“皇民”的少數人，則完全認同於日本，感激殖民者“賜予”的“現代化”。這一歷史現實，大陸的中國人並不知悉；在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以及1949年國民黨遷臺時，大多數來自內地的人，也無法理解不少台灣人甘於日本統治的心態，以致兩個族群間 長期的誤解至今不能融合無間。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