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rch 3, 2008

台灣的民主化與骯髒的競選(謷步)

*台灣的民主化與骯髒的競選(謷步)*

李前總統登輝在接受日本「諸君」月刊專訪 (將刊登於四月號) 時表示,台灣本次總統大選耐人尋味,民主進步黨候選人謝長廷如果慘敗,台灣的民主化將延緩二十年.李先生沒有仔細分析他的論點,所以不免讓人猜疑他的邏輯.其實台灣民主化的真實過程及細節很少被學者公開地談論過.大半談起台灣民主的是政治人物或選舉政客.

朱立熙 所寫的"太便宜的民主化"一文中,他寫得很仔細地說: "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日本記者訪問時,以一句話來總結:「我們(指台灣)的民主化是『由上而下』的施捨,得來太便宜,幾乎沒付過多少學費。」這位日本記者採訪過八十年代後期南韓的民主化抗爭,也曾經在九十年代初葉派駐過北京,經過我這番解讀,他似有豁然開竅的感覺。"

如何是由上而下呢?朱先生的論點是:"台灣的民主化歷程,雖然有過雷震、黨外世代等階段性的奮鬥與抗爭,對威權政府當局形成強大的壓力,但如果不是蔣經國臨終的最後半年大發慈悲,由上而下地施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給台灣人,我們的民主化轉型會在1988年就開始,恐怕是很有疑問的。

李登輝時代的改革,其實只是解嚴之後的「合理化」過程的開始,把戒嚴時代諸多不合理的現象合理化,但還 談不上「法治化」的建構。把萬年民代終結,把動員戡亂時期結束,這些老蔣為了個人獨裁統治所需的不合理也不守法的權宜行事體制被改革掉,如此的合理化過程 只是踏出民主化的第一步而已。但是,距離「法治化」卻還很遙遠。因為修改惡法、制訂新法的立法改革,在國會結構的限制下,進度遲緩績效也不彰。使得「合理化」之後的民主化工程,在後來政權輪替之後,欠缺「法治化」與「制度化」的基礎設備。這是我們到今天的民主化過程亂象不斷的主因。"他又繼續說:"每次與國人討論台灣民主化的障礙因素時,我總會提出南韓的經驗來做對比,人家的民主化是「由下而上」,是無數人民的流血犧牲所爭取來的,並不是靠上位者的施捨。然後大家就會發現:世界上哪有像台灣這麼廉價的民主呢?

當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從黨外到民進黨的犧牲奮鬥已經夠大了,才迫使威權的蔣氏政權不得不順應 民意而放手民主化改革,他們反駁說:「到底要流血犧牲多少人命才夠呢?二二八死那麼多還不夠嗎?」對於這樣的論調,我也只能無言以對。這也許就是許多民進 黨人認為,他們為民主的犧牲奉獻應該得到補償,所以在政黨輪替以後就可以坐享成果,而沒有繼續為不完備的民主機制貢獻心力的原因,而讓人民對民進黨政府未 落實改革而失望不已。

但是,東歐共產國家較遠的例子不說,看看最近的南韓就好。台灣人民為了民主的犧牲奉獻,跟韓國人比起 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實在是差太遠了。台灣有二二八事件,韓國也有光州大屠殺,問題是,之後呢?台灣人噤若寒蟬、對政治冷漠,妥協了四十年;韓國人則繼 續抗爭,繼續流血犧牲,到19876月全民走上街頭展現「人民力量」的革命,才迫使威權的軍人政權向民意全面投降。這中間,除了國家暴力造成人命犧牲之 外,還有許多年輕生命以激烈的自焚抗爭,來喚起全民的共鳴。所以韓國人說:「民主之樹是飲血長大的。」"

今天,我們不能再以「寧靜革命」而沾沾自喜,寧靜革命意味著我們「沒有買足額的票就上車」,是想偷偷摸 摸撿便宜。台灣人現在要想挽救我們的民主化不致夭折,只有靠「法治化」與「制度化」的加速落實才有可能。過去十八年的「民主化轉型」,已經讓人民對於民主 成為生活方式,建立了基本的共識,未來的法治化與制度化工程,才是台灣「民主化鞏固」的成敗關鍵。

台灣人還在學習民主的過程,沒有付夠學費,所以現在的民主亂象是必然的,而且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如 果「漫長的寧靜革命」,或是日本的台灣專家若林正丈教授所指的「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是台灣人的選擇的話,我們也只有認了。而「亂中有序」也一直是台灣社會文化的體現,不是嗎?不論阿扁何時下台,以何種方式下台,並不重要。他下台的過程,就是最好的「法治化」教育,這絕對是阿扁對台灣「民主化鞏固」的另 一貢獻,雖然諷刺,我們還是應該感謝他."

去年七月在加州洛杉磯以"台灣的民主化和本土化"為題的演討會中,美國洛杉磯西方大學教授季淳提出台灣追求本土化卻沒有完成深化民主,因此才有許多亂象發生。季淳說:民主化有兩個過程:民主轉型與民主的深化。 台灣做到民主制度轉型,拋棄過去權威專制政治制度、國會改選、直選、2000年政權和平轉換,是民主第一步驟完成。 但第二步驟民主深化或是民主價值鞏固並未做到。朝野兩黨用街頭政治或便宜行事的政治手段進行斗爭,很不民主,就是因為民主觀念尚未內化深入人心。

季淳認為這是因為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與其說是民主化不如說是本土化。

季淳說:台灣大多數人,約85%的閩南籍和客家籍的人士過去被歧視,現在獲得政治權利,台灣民主化其實是是本土化的過程。以中正紀念堂改名為例,他認為如果是成熟的民主社會,像中正紀念堂改名這樣的問題,應依據現有的民主制度來解決沖突。台灣已有公投法,可以公民投票。對蔣中正歷史定位也可以透過民選的立法院,舉行公聽會,朝野協商,定出類似蔣中正歷史定位條例的法律,來解決歷史地位、銅像、紀念館等問題。"

前底特律大學政治系主任戴鴻超大致同意季淳的論點,他說:我贊同季淳教授的觀點,台灣本土化是民主化的重要部分,但是本土化如果極端化會損害民主。  他認為"新加坡和以色列的例子可供台灣參考。戴鴻超說:這兩個國家都有族群和本土化的問題,可是各族群利益都受到政府適當的保障和尊重,同時也不用族群情緒來做選民的議題。民進黨應該為台灣的民主前景著想,把選舉和族群情緒加強是不智之舉。

李登輝先生所說的"民主化將延緩二十年"也許是用來模糊地說本土化將延緩二十年.但是如上面說的:"台灣人現在要想挽救我們的民主化不致夭折,只有靠「法治化」與「制度化」的加速落實才有可能。過去十八年的「民主化轉型」,已經讓人民對於民主 成為生活方式,建立了基本的共識,未來的法治化與制度化工程,才是台灣「民主化鞏固」的成敗關鍵。

要法治化,要制度化,台灣的選舉就要公平,公開地在政見及政策上面辯論,而不是用目前眾所週知的謝氏謷步,"馬經"造謠經典來以抹黑對方.讓2008做個台灣第一次公平的競選,這樣才是深入民主的正當做法.

註: "馬經"是一群海內外學士編撰一些謠言及謝長廷式的"我認為...或我猜想...的書, 其用意是唱衰馬英九使他敗選. 金恆偉就是用"馬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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